深秋的大别山裹着层薄霜，英山县殡仪馆的铁门刚推开，风里就飘来野菊花的清苦香。11月1日清晨，近500人挤在告别厅外的梧桐树下——有人攥着揉得皱巴巴的感谢信，有人抱着用报纸裹着的青菜，还有个穿校服的小女孩举着幅蜡笔画，画里的警察叔叔蹲在地上，旁边写着歪歪扭扭的“袁叔叔”。他们要送的，是金家铺派出所所长袁创，那个总穿着洗得发白的、皮鞋后跟磨得发亮还开了胶的“袁老弟”。
10月27日凌晨3点，袁创在派出所备勤室的折叠床上突发疾病。同事发现他时，手里还攥着半本调解记录，笔帽没盖，字迹上沾着他习惯咬笔杆的牙印。手机屏保是女儿去年的生日照，最后一条微信是发给辅警小桂的：“明天早8点，带两块电池去龙珠村，王防走失手环快没电了。”
整理遗物时，小桂翻出袁创的衣柜——里面除了就是几件旧T恤，最扎眼的是那双黑皮鞋：鞋头裂了道半指宽的缝，后跟的胶边翘起来，鞋帮上还沾着上个月帮王大爷搬化肥蹭的黄泥。“去年所里发新鞋，他说‘我跑村路多，旧鞋软和，新鞋磨脚’，结果那双新鞋至今还在柜子里，标签都没拆。”小桂红着眼眶说，袁创的鞋从来“活”在田埂上，不是沾着泥，就是磨着泡，“他总说，‘鞋跟群众的路贴得越近，心就离群众越近’。”
2008年从警时，袁创是草盘地派出所的“菜鸟”，第一次出警是调解两户人家的宅基地纠纷。他蹲在田埂上听了三个小时，最后把自己的保温杯递过去：“都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咱们把边界画清楚，以后还能一起搭伙摘茶叶。”从那以后，“蹲下来听”成了他的“招牌动作”——调解婆媳矛盾，他蹲在灶边帮着烧火；处理家禽被盗，他蹲在鸡圈旁看脚印；连帮老人找丢失的耕牛，他都蹲在山路上啃馒头，跟路过的猎户打听消息。
2021年调到金家铺当所长，袁创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所里的“接待室”改成“唠嗑屋”。他搬来一张圆桌，摆上自家腌的萝卜条：“群众来办事，先坐下来喝口茶，把心里的话倒干净。”三年里，他走遍辖区27个村，笔记本写满5本——“张大爷的高血压药该买了”“李婶的孙子上学要过没护栏的河”“龙珠村留守儿童周末没人管”，每一条后面都画着勾，勾满了，就意味着“这事办好了”。
袁创的“微心愿码”，是金家铺的“民心密码”。扫一下，就能把“想要副老花镜”“需要人帮收玉米”“孩子想要本课外书”的小心愿传上去。他每天下班前都会翻一遍，再分给民警：“这些事看着小，却是老百姓的‘心头大事’。”
去年冬天，72岁的陈奶奶扫了码，说“想看看深圳的儿子”。袁创立刻买了智能手机，手把手教老人视频通话——当屏幕里出现儿子的脸时，陈奶奶抹着眼泪说：“袁所，你比我亲儿子还贴心。”为了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不用跑十几里路办户籍，他组织“流动户籍室”，每月开着警车进深山，车后厢装着打印机、热水瓶和饼干：“老人饿了垫垫肚子，冷了喝口热乎的。”去年春天，他给91岁的周太婆办身份证，老人摸着他的说：“我活了一辈子，从没见警察到家里办事。”
袁创的“笨功夫”没白费：2024年，金家铺电诈案件下降42%，刑事案件下降20%，龙珠村保持30年无刑案；所里的荣誉墙上，挂着“2023年度综合先进单位”的牌子，下面贴满群众的感谢信——有小学生用拼音写的“谢谢袁叔叔”，有老人用毛笔写的“人民好警察”。
可他再也看不到这些了。告别仪式上，6岁的小宇举着蜡笔画哭：“袁叔叔答应带我去看警犬的”；卖水果的陈叔举着“袁所长，我们想你”的纸牌，他的摊位曾被小偷光顾，是袁创蹲了三晚抓住人；70岁的周婆婆捧着一筐土鸡蛋，说“袁所凑钱帮我孙子交了学费，这鸡蛋是给他补身子的”。
告别厅里，袁创的叠得整整齐齐，旁边摆着那双开胶的皮鞋。风掠过挽联，“十七载扎根基层，一颗心装着百姓；四十岁英年早逝，千万人记着姓名”的字迹飘起来，像他生前走村串户的身影。
有人说，袁创没做过“惊天动地”的大事。可金家铺的老百姓都知道，他蹲在田埂上吃泡面的样子，帮老人挑水的样子，穿着开胶皮鞋走村的样子，早就刻进了每一条山路、每一户人家的门槛里。他的“微心愿码”还在更新，“流动户籍室”还在进山，“唠嗑屋”的圆桌上，依然摆着他腌的萝卜条——那些被他温暖过的人，会把他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：“从前有个警察叔叔，用一双开胶的鞋，把每一件小事都做成了‘民心活碑’。”
风里的野菊花香更浓了，告别厅外的梧桐叶飘下来，落在那双开胶的皮鞋上。这双鞋，没走过什么“高光路”，却踏遍了金家铺的每一寸土地；没沾过什么“荣耀泥”，却沾着最暖的民心——就像袁创说过的：“当警察的，把脚踩进泥里，心才能贴进老百姓的心里。”
袁所长，一路走好。
